“是安贞医院救了俺老两口的命”

——写在心脏搭桥术一周年之际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患者 王成钧

时光过得真快！转眼间，我做心脏搭桥手术已整整一周年了。

宿舍院里的同事见了我，都夸我术后恢复得好，与术前比，看不出有什么两样！

久未相见的亲友们见了我，说我身体越来越好了，红光满面，腰板挺直，步履稳健！

经复查，验证了众人的评估：伤口愈合良好，化验、超声、心电图显示，都在正常指标范围，心绞痛基本消失，走起路来再也不觉胸闷了。只有季节交替和气候变化时有点不适。

如果有人问我：“你在哪里做的手术？疗效为什么这么好？”答曰：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。是安贞医院救了俺老两口的命！”

（一）

2010年12月27日，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日子。从头一天晚上开始，直到凌晨5时许，接连不断地备皮，灌肠，洗澡，刮胡子，试体温，量血压，化验血。就连吃早、午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。只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耐心地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……

午后1时30分，只听见手术室带轮子的病床，由远及近，轱轱辘辘地来到我的病房。护士高喊道：“32床！是王成钧吗？”我赶快应声“是！”她随即把一条塑料做的长带，套在我的左手脖上，上面写着我的姓名、姓别、年龄、血型等。有位护士以命令的口吻说“脱掉衣服！”顿时，光溜溜，赤条条，瞬间变得一无所有了。两位护士用棉被敏捷地把我全身裹住，顺手抬到她们带来的病床上。

心外科大楼的手术室在三层，我所在的六病房在六层，要去手术室，必须通过电梯下到三层。就在这通往手术室的走廊上，我两只眼睛直盯着天花板，也不知走的是什么路线，一会儿纵向，一会儿横向，只见那天花板上的灯具，一会儿是圆灯，一会儿是电棍，无心旁顾左右来往人群，心里就像揣着小兔，突突直跳。此时，既恐惧又欣喜。

恐惧的是，尽管我对安贞医院的高成功率深信不疑，所在病房的顾承雄主任，又是号称“亚洲第一刀”的名医，然而，做这么大的手术，再顶级的医院，再高明的大夫，由于病员的个体差异，也会遇有不测的时候，更何况我是一个76岁的老人，万一……，那我可就再也看不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了，见不到一起合作共事的同志们了，见不到自已家的亲人了。所以，我正面临一场生与死的考验。

欣喜的是，我自12月20日上午9时，由解放军总医院（即301医院）心内科转来后，就像用梳子梳头发一样，从头到脚，由体外到体内，胃、肠、肝、胆、脾，脑、胰、心、肺、肾，把全身梳理了一遍。心想，冒着严寒，折腾了这么多天，过了一关又一关，目的不就是为了手术吗？眼下，手术真的来了，应“喜”才对，怎么能“叶公好龙”呢！

在临近手术的这两天，我翻来覆去，总是睡不好觉。倒不是我惧怕手术，而是出了点“意外”。入院一周来，孩子们一直轮流陪着我，给我买好吃的，增加营养，我也主动下床散步，增强体质，更多的是在走廊里与病友们交谈。我曾分别与不同年龄段、不同职业、不同病情、不同体质的病友，反复交谈，目标对准那些已做过手术的人，看他们的承受能力、恢复状况、有无后遗症等等。尽可能地获得一些医学常识，打消顾虑，配合手术，以求一举成功。

此时使我想到，人生，就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公平。不论你在这大千世界从事何种职业，或戎马倥偬，战功卓著；或学识渊博，著作等身；或富贾一方，日进斗金；或衣食丰盈，养尊处优；或权倾一时，前呼后拥；或天生丽质，国色天香；或朝气蓬勃，踌躇满志；或城市居民，颠沛流离的农民工，如今都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。面对的都是手术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战胜死亡。所以，谈起话来，彼此都是那么亲切，那么温馨，那么投缘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一位特别投缘的病友。他是赤峰药厂的高级工程师孙宝琦同志。我俩同年出生，我比他大一个月，同年同月参加工作，同有四个子女，均为一男三女，就连血型都一样。出院后我俩互通了多次电话，并通了一次书信。

然而，意想不到的是“天公不作美”。冷空气突然袭来，气温骤降至零下16℃。室内外温差太大，室内温暖如春，室外滴水成冰。查体中，一会儿门诊，一会儿病房，一会儿上下楼，一会儿脱衣穿衣，有些项目则需敞胸露怀（B超），有些项目还要赤膊上阵（拍胸片），在不知不觉中感冒了。就在术前三天的一个夜晚，头痛，流鼻涕，扁桃体干裂疼痛。面临这突如其来的不测，使我顿时慌了神。手术时间已定，如因感冒后拖，实在拖不起啊！我个人的医疗费是小事，孩子们只有那屈指可数的请假日，怎能等得起！然而，转念又想，发愁也没用，只有面对现实，沉着应对。幸亏我有外出带药的好习惯。每逢出差，我都要带上治肠炎、治感冒的药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我从背包中取出速效感冒胶囊和中药西羚解毒片，适当加大了剂量，服后发汗。次早，护理我的孩子们先后到达，我向当医生的小女儿诉说了病情，她查验了我的扁桃体，又速去药店买来了阿奇霉素，并嘱我“多喝水”。就这样，经过两天的治疗，感冒很快好转，基本没有影响到如期手术。

这些年来，几乎所有的老朋友都夸我身体好。见我天天出出进进，忙忙碌碌，既忙家务，又忙写作，以致退休后写了200多万字的书。怎么会突然做起手术来了呢？

说真的，闹到这一步，连我自己也疑惑不解。年年查体，时不时的还到小女儿的医院做次检查，都没有发现大的问题。平日里，从来没有间断过锻炼，我天天陪老伴散步。不过走的都是平路，很少爬坡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单独去爬山，这才发现了问题。坡度也不算陡，路也不多远，而爬起来却胸闷得厉害，胸腔就像撕裂针扎一样涨疼，透不过气来。起初，我还以为这是因我曾患过“间质性肺炎”所致，从来就没有向心脏方面去考虑。当我打电话问小女儿时，她让我到医院背24小时动态心电图，我照做了。二女儿说：“爸爸，您不能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必须要活动，不然，背着也检测不出病来。”我听了她的话，便朝山脚下的“天外村公园”爬去。平时仅有20分钟的里程，而我这次走了近一个小时，才到达目的地，而且一路歇了三次，步步难行，越走越吃力。检测结果，平卧，静坐，室内活动都没问题，就是爬坡这一时段，心肌严重缺血。为此，住进了女儿所在的市一院。

经过12天的服药、打针，李敦恒院长查房时问我“感觉怎么样？”我如实相告“无好转迹象！”这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。随即让女儿陪我到解放军88医院CT检查室做了冠状动脉CTA扫描。结果：左冠状动脉主干、前降支、对角支、中间支、回旋支及右冠状动脉、后降支，可见多发钙化斑块形成，相应管腔重度狭窄。诊断结论为：冠状动脉多发钙化斑块形成并管腔重度狭窄。

面对如此重症，市一院与88医院共同建议，必须尽快赶赴上级医院实施手术治疗。起初，本想通过北京301医院心内科田峰博士，到他那里放上几个支架，堵的部位就通了。因为他们面向全军、全国，做得多，经验丰富，做起来得心应手。星期一去，星期五就能返回，最多不超过一周。没想到，事与愿违。

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，我于12月13日上午启程，当日赶到北京入院。市一院李院长是心内科专家，他放心不下，于次日晚，便带邱护士长也赶到北京，直接参加了15日上午进行的造影检查。李院长与我女儿一起，观看了大屏幕，共同见证了检查结果。在与301医院陈主任、田博士讨论治疗方案时，李院长非常果断，他说，放支架只能缓解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与其过些年再搭桥，倒不如今天一步到位。最后一致同意了他的见解。故而出院诊断称：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，于12月15日行冠脉造影术，手术顺利，术中见患者多支病变，弥漫性狭窄，不能行支架置入，建议转外科行冠脉搭桥术。为此，我于12月18日出院。

经过一段斡旋，在院外等了两天，又于12月20日，重新住进了安贞医院，等待搭桥。

（二）

12月27日午后1时50分，当护士把我推到三楼手术室门前时，只听有位护士高喊：“几号？”应答的护士说“3号！”我想，这里可能指的是3号手术室，因为我的床位号不是3号。不大一会，手术室里出来一位大夫，托起我的左手，一边看着我手腕上戴的那条塑料带，一边问我：“几病房来的？几床？什么名字？”我一一应答，他满意而归了。此时，颇有些法场上“验明正身”的味道，也不知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所以搞得我有点紧张。紧接着，有位护士让我侧一下身子打针。我照做了。再往后的事，我就全然不知了，这大概是全身麻醉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只听得乱哄哄一片，嘈嘈杂杂。有人高喊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对方回答“没有！”“都7点半了，为什么还不吃饭？”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已是晚上7点半了。由于我的双臂、双腿都被紧紧固定在病床上，动弹不了，煞是难受。说真的，刀口疼还可以忍受（因麻药尚未散尽，仅是隐隐约约的疼），而喉咙疼真忍受不住了，干涩的滋味难以形容，嘴合不拢，声发不出，两根粗管插在喉咙里。只有头部还能摇晃。有位护士见我不停地摇头，立即过来问我：“你醒过来了？告诉你：手术做完了，很成功，放心吧！”她这么一说，好似打了一针兴奋剂，嗓子也不觉疼了，心花怒放了，情不自禁地泛起微微笑容。她接着说：“你可能觉得嗓子有些干，刀口也会有些疼，这都是正常现象，不要着急，要好好配合。明早7点拔掉呼吸管就好了，就能说话了，一定要忍耐！”听了护士这番话，心想：我胜利了！这一关闯过来了！

在我看来，做手术就像赌博，做之前，押上一宝。赢了，就闯过来了；输了，就去见阎王！

在我一生中做过多次手术，不过都是小手术，例如脖子上摘除脂肪瘤，眼睛上摘除白内障，等等。这一次则不同了，这是开膛破腹，是在人的核心部位——心脏上动刀动枪。何况实施的还是一种新技术——心脏搭桥！简言之，就是把堵塞了的心脏血管扎住，再从腿上取下自己好的血管对接，使血液重新畅通。做这样的手术，其创伤不仅是开胸，还要在两条腿上留下两条对峙的“巨龙”。想到这些，我坚定了一个信念——忍耐，忍耐，再忍耐，一定要等到天亮，胜利闯过这一关。

然而，“长夜难明赤县天”啊，何时才能等到早上7点！未来的这12个小时怎么熬啊！为了转移视线，我要放下眼前的病痛，借此机会在脑海里过滤一下自己的人生。于是，便情不自禁地陷入无尽头的沉思之中。说来也怪，所回忆的内容，不是人生的闪光点，不是参观过的风景名胜，也不是接待过的国家领导人及省、部级干部，更不是古往今来的演变史，而是从孩提时代起的一些区区小事。不大一会，就像看电影一样，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……

我的这些回忆，都能一篇篇构成故事。诸如：少年学会推小车，鬼子抢粮抓父亲，放学途中遭枪击，深夜冒雨扒铁路，备荒采集遇险记，等等，等等。

我用这些不寻常的回忆，压抑住了口干、胸疼，终于熬到了早上7点。先是有位大夫来给我查体，不一会，又来了一位护士。她准备把呼吸机管给我拔出来，并告诉我不要紧张。不料，她的动作是那么敏捷，猛一抽就出来了。顿时，我能大口喘气了，甭提那个痛快！啊！现在我在哪里？好像一下子飞上了泰山顶，呼吸上了天然氧吧，倍觉空气是那么清新，胸腔内是那么的畅快淋漓！

此时，大监护室内有些骚乱，呼喊声不绝于耳。拔掉呼吸管的病员们都能说话了，嘈杂的声音也就多了。有的喊大夫，有的喊护士。不过，我没有叫喊。我总觉彻夜的难受都熬过来了，现在喊什么。有什么不适，回病房再作处理吧！

好不容易熬到了9时许，只听得病员们一个个先后离开大监护室。待了一会，李波大夫来了，他是我的“床头大夫”。入院以来，一直管我，年轻的博士，和霭可亲。他掀起我的棉被看了一下伤口，又用听诊器听了一遍心肺，随即告诉我，一会就出去。

10时许，等候在电梯门口的大女婿、大女儿，二女婿、二女儿和小女儿，都在翘首以待。她们眼看着一个个病员先后上来，总不见自己的亲人，有些着急。不过，她们已得到手术成功的消息。当见到我时，全都泛出了笑容，不约而同地喊了声“爸爸！”一股幸福的暖流迅速传遍我的全身。

是啊，进京半个月来，把全家都调动起来了。我的四个子女，除儿子因病住院、儿媳陪同难以脱身未来京之外，女儿、女婿、侄子、孙子全都轮番来京，对我细心照料，无微不至。吃的用的，一应俱全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尽量满足我的需求。外孙女出差在哈尔滨来不了，还专门打电话告诉她在北京的朋友提供方便。

小女儿是我这次手术的“主持”，一切都由她说了算。不过，也太为难她了。在这年末岁尾，她实在太忙了。在本院心内科，她是主任，这个角色决定着她肩上的责任。既要书写科里的年终总结，又要整理先进科室的材料、“工人先锋号”的材料，还要整个人晋正高职称的材料、拔尖人才的材料，压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。而我这里的事，特别是与院方打交道的事，还非她莫属。因此，这段时光，她就像穿梭一样，来往于泰安—北京之间。为节省时间，大部是白天办事，夜间乘车。看到孩子累瘦了，我与她妈都很心疼。

离开手术室大监护，来到了小监护病房。三人间，每人床前都架着一台机器，大概是心脏检测仪。到底起什么作用，我也无心问津。只见大夫、护士，一进门先看它，然后才面向病人问长问短。

进小监护病房，享受到了一种特殊待遇，护士站给每个病员配了一名护工。不论饮食起居，打针吃药，一切护理工作都由护工全权负责。家人只能在室外等候。我的护工叫赵等霞，是甘肃省镇原县人。护工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，服务很周到。多亏她的照顾，天天帮我洗刷、吃药、打饭，并扶我下床、散步，一直到出院。尽管小赵服务这样好，仍然忙不过来。因为做这么大手术的病人，几乎是一个失去生活能力的人，事事都需要他人照顾。所以，家人不能离开，处处与护工配合。在这期间，我的侄子一直护理到我出院。孙子是记者，身不由己，先后来京两次，一次是术前，由他租了一组单元房，安排下家人食宿；另一次就是在小监护，住了三天，夜间与其小叔倒班。大女婿、女儿，负责在住处买菜做饭、送饭。他们绞尽脑汁，在营养、口味上变着花样做，使我吃得好、吃得多，以致恢复得快。

在小监护室住了三天，待一切趋于稳定，便转到了普通病房。在亚健康状态下，度过了2011年的元旦。

院方为提高床位周转率，复查结束后，于1月6日办理了出院手续，从而告别了安贞医院。

小女儿由泰安专程赶来北京接我出院。她怕再有什么反应，决定在附近的《锦江之星》（宾馆）住了一天。实地观察的结果证明，我是一名久经沙场的“钢铁战士”，心脏虽然搭了4条血管，术后仅仅一周，竟然能够顶天立地，基本自理。

8日一大早，孩子们陪我乘上专门租用的救护车，直达北京南站，用轮椅把我推上火车“动车”。午后3时许，到达泰安。只见老伴统率在家的子女，一起拥向车站迎接。二女儿夫妇，带轮椅迎到站里，对准我所乘坐的车厢，一下车就坐上了轮椅，直达出站口，换乘上自己的车。

孩子们为了让我出院后有个清静的环境，外孙女在离城8公里的泰安奥林匹克花园，给我布置了一套病房，提前供上地暖，并借来可摇高的病床。室内鲜花盛开，各种日用品一应俱全，一切都比在院时舒适、方便。更欣慰的是由老伴形影不离的陪同。

奥园，位于泰安市高新开发区的中心位置，占地五百多亩，周围环境舒适、优美，自然人文底蕴丰富，交通路网发达，出行十分方便。在住宅区，出楼就是花园。我在这里一直住到体力基本恢复才返回城区。

这期间，我单位的党、政、工会领导，小女儿和大女婿所在单位的一、二把手及相关领导，以及亲朋好友，络绎不绝地到奥园来探视，省广电局王晓英局长、市里的老领导——市人大赵玉琇、王景堂、胡化泉主任、市教育局陈秀芳局长以及泰山区、岱岳区的老领导、老同事，都以不同的方式，或登门探视，或打电话问候，使我倍受鼓舞，感激不尽，增添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。 

（三）

当我静坐沉思的时候，万万没有想到，14年中，我竟然与老伴同因心脏疾患，在同一所医院，同一个心外科，演译了同样的一幕。

我相濡以沫的妻子，是泰安当地人。1955年济南铁路中学毕业后，当了教师。当我俩结婚时，她还是一个活跃在球场上的运动员。黑黝黝的脸庞，少言寡语，遇事漫不经心，略带几分稚气。

婚后前十年，妻子的身体一直不错。只有在怀孕第四个孩子时，到医院查体，意外地发现患有风湿性心脏病：二尖瓣狭窄，关闭不全。当时，我对医学一窍不通，对此病有些麻木不仁。当求助著名心脏病专家林绍芳大夫就诊时，他问我：“摆在你面前两条路，是要大人，还是要孩子？两者只能保留一个！”他的语气很沉重。这使我丈二金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经他这么一说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我未加思索，回答道：“都要！”林大夫笑了。他说：“你给我出了一道难题，尽最大努力吧！”就这样，此后经常到医院检查，在医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治疗下，总算如愿以偿，大人孩子都保住了，做到了两全齐美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政治运动接踵而至，课外活动大大增加，晚上没完没了的开会，她在工作和生活重担的拖累下，病情日趋加重，最后，只有提前退出学校讲坛。

退休后，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而且逐年加重，每年都要有两三次因心脏病发作而被迫住院。孩子的小姨是干医的，在他奔波下，烦请同事帮助，只好来到北京安贞医院做了换瓣手术。1997年4月23日入院，5月15日手术，6月12日出院，14日离京返泰，历时52天。这期间，多亏孟旭主任执刀，任发成主任麻醉，科技处胡翠仙大夫上下斡旋。

住院期间，我始终在京陪伴，孩子们轮流到院护理。从我下榻的煤炭部科学院招待所到安贞医院，呈“丁”字形，乘“公交”还要倒车，许多宝贵时间都花在了路上。我天天早4点起床，边洗刷，边煮豆浆、熬稀饭、煮鸡蛋（病人不喝牛奶），做完这一套，再去等车。当赶到医院时，已是7点多钟，立即帮病人吃饭。刚吃完早餐，陪人便被赶出病房，在院子里等候查房，一直到中午。我向别人介绍说，“我来北京天天感冒”。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天天早起晚睡，睡眠不足，只好利用在花园等候的时间，依附于花架栏杆上睡一会。一觉醒来，便打嚏喷、流鼻涕。待病房“解禁”，才能带午饭与病人共进午餐。午饭后病人午休，陪人再度撵走。只有下午两点以后这段时光，才能在病房陪病人。如遇静脉点滴，下午、晚上都要守候，直至11时左右才能返回住所。……作为一个年逾“花甲”的老人，就这样，天天如此，周而复始，一直持续了五十多天。

术后的第一周，长婿和儿子、大女儿、小女儿等四人，日夜倒班看护。5月1日，次婿带二女儿、外孙女、大外孙专程赴京探视。儿媳、小婿在家办理在泰安的一切事务。其兴师动众之势头，真像一个作战指挥部。

十分庆幸的是，妻子的这次手术，得到了组织的莫大关怀。她所在的学校和区教委，给予了很大支持。临行前，预付了部分押金。另外，还从亲戚、朋友、孩子各家，凑足了住院押金和在京经费。赴京时，带去9万元人民币，返回时荡然无存。要知道，在那“万元户”即称“富翁”的年代，这9万元可称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
为了节约支出，只有我一人住招待所，手术后来的人多了，住不起招待所，只好在中关村附近租用了民房和厨房，买菜自炊。

老伴术后人工瓣膜运行良好，至今未发现任何异常。本应早见马克思的人，又陪我走了14年的里程。目前，已能按时外出散步，并能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。

光阴似箭。我俩结婚已逾五十年，两人都已白发苍苍、年逾“古稀”。众所周知，人生有一种幸运，就是夫妻相互搀扶走到老；有一种真情，就是老夫老妻，知冷知热，相互照应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在年轻的时候，生活比较刻板，缺少浪漫色彩，到了老年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，脸上总是写着笑意，写着满足，写着黄昏的浪漫。我俩在金婚纪念日时，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张扬，没有搞什么庆祝活动，只是我俩暗暗搞了一点“小动作”，除喝上两杯“开心酒”外，还播放了几只舞曲，并作了一副对联。上联是：相濡以沫，相敬如宾，相依为命；下联是：同气相求，同甘共苦，同病相怜。横批是：金婚之庆。

“长寿不封顶，百岁还回春。”快乐和幸福，永远属于“乐天派”。 如今，童年的梦想，少年的狂想，青年的胡思乱想都已过去，到了暮年，则是什么都懒得想了。不过，还是想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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